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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汇记忆 一开始是拒绝的贺龙则最有节奏感延安

  1937年美国记者厄尔利夫(左二)到延安访问(左一)朱德(左三)吴光伟(左四)出任翻译

  【导读】延安十年(1937—1947),将一个陕北小镇打造成革命圣地,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和仁人志士奔向它的怀抱,并因此而引领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,改写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历史的篇章。

  从日常生活的细节来写延安,还原延安当年的生活面貌,揭示那些已经进入历史或曾经被忽略了的历史,从中我们能感受到延安时期那激情燃烧的岁月,那生命升华的天堂般的记忆,以及那残酷的斗争和严峻的现实,这是我们的前辈为革命所创造的光荣和付出的代价。

  在延安1937—1942年前后六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,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。陕北黄土地上,宝塔山上,延水河边,穿军装,着草鞋,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,这是严肃紧张的工作、学习、生产、战斗生活之余,另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。

  1937年1月13日,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。同月底,美国人艾格妮丝·史沫特莱就以《法兰克福日报》记者的身份,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。史沫特莱是继《西行漫记》作者埃德加·斯诺之后到延安采访的第二位外国记者,由于事先通过宋庆龄、斯诺的介绍,所以她的到来受到了特别的重视。经过领导讨论决定,抽调丁玲赶赴当时国共两党辖地分界处的三原古城杜里镇迎接。

  正是这位自称“大地的女儿”的史沫特莱,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,联系促成了白求恩大夫的援华,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、节育运动,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。

  羊皮大衣,貂皮帽子,高筒马靴,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。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,长发披肩,大学毕业后写过诗,演过话剧的吴光伟(吴莉莉),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。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,最早奔赴陕北的文艺明星丁玲。

  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,像旋风一样出入在各种政治、社交和群众场合,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。那时,革命队伍里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“拉歌”,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,却能跳舞。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:

 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,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,他们勤奋好学,每事必问,不怕丢面子,朱德同我破除迷信,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。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,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。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,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。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,他是身上惟一有节奏感的舞师。在延安的妇女中间,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,人言可畏,群情侧目,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。他指责我怕事,说道:“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,现在还不想罢休!”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。

  这是延安早期的交际舞,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晚会上,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,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娱乐形式却非常具有示范性,很快,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,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,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。刚开始由于“自尊心强,他不学跳舞,也没有节奏感”,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。

  有时候,我给写一个“请即来一谈”的便条,他很快就来了,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。于是,外国友人引吭高歌,中国主人拍掌击节,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,窑洞满座,谈笑风生,一时称为乐事。

 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,我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,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,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,而且按着一、二、三的拍子,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,踢得尘土飞扬。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,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,我也教了。

  慢慢地,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。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,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,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,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。史沫特莱和她的“学生们”成了舞会上的“明星”。

  “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。”对交际舞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。虽然他也经常光顾舞场,但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交际舞,只是与史沫特莱、吴光伟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。据史沫特莱回忆:

  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,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,纵谈几个小时。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,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。我们谈到印度,谈到文艺。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,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。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,因为她是被杀害的。……他一口湖南腔,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,跟我学英语,学唱英文歌子。

  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:“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,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。那时候,不仅我喜欢跳舞,恩来、弼时也都喜欢跳呀,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(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)……”

 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,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。在她们看来,交际舞“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”,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跳交际舞,彼此亲密地接触,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。而祸根子不是别人,就是史沫特莱。

  一时间,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。先是吴光伟在1937年7月底悄然离开延安;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下来受了伤,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,到9月初,也与斯诺夫人一道告别了延安。

  但是,延安交际舞潮并没有因此而消歇。相反,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,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。

  自1936年底的“西安事变”至1941年初的“皖南事变”期间,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。

  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,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,而且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,焕发出年轻的光彩。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,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、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、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、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、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、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、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,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。

 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,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。计有口琴、风琴、手风琴、小提琴、竹笛、二胡,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。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、爵士鼓,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。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,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,1941年春转赠到鲁艺。

 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,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,扎上皮带,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,有的衣襟上还别上一朵小花。冬季里将制服袖口、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,在舞场里也是很出众的时装。

 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,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级别最高的,经常有首长光顾。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,有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,还有萧军夫人王德芬当垆的窑洞酒吧供应饮料。但是,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,而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,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化装舞会。

  同样是在鲁艺舞场上,还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。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“校花”,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,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,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,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。

 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很反对跳舞,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,他也走进了舞场。刚开始,他只在舞场边上,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,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辉的目光,便腼腆得手足无措。老师的窘态,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,经过一番策划,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,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,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。大概是心有灵犀,他们在一起学得很默契,跳得很和谐。三年后,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,何其芳、牟决鸣与周立波、林蓝两对新人,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。

  延安交际舞潮持续到1942年。1943年元旦以后,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。

  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,是一道风景。她们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,逃离旧家庭,投身革命的队伍里,军事化生活强健了体魄,脱落了小姐们的脂粉气与羞涩感,在光荣与苦痛中磨炼出革命知识女性的飒爽英姿。

  1938年8月3日,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、陈学昭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,特别嘱托他们,“和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,要一路照顾她”。何穆、陈学昭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,一为肺结核病专家,一为重庆《国讯》杂志特约记者,都是当时延安紧缺的高级人才。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介绍,途经西安到延安,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。

  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照顾的女青年,原名温联琛,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刚刚翻字典取了一个化名叫夏沙,时年只有14岁。她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,从小娇惯。抗战爆发后,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县、昆山县县长,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。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,在武汉时,夏沙曾从家里偷跑出来,准备到延安,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把她拦截下来。到重庆,夏沙还要去延安,父亲不同意,但锁不住她,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。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,乘飞机到西安,夏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。

  1938年3月,原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阎明诗,离开成都来到武汉,寻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,要求到延安去参加革命。周恩来亲自接待了这位时任“新生活运动”总会总干事,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阎宝航的千金,看其幼小的年龄,问她:“你吃得了苦吗?”她故意提高嗓门,声音响亮地回答:“能,我吃得了苦!”

  不久,她被组织安排从武汉乘火车经郑州到西安,再改乘汽车到延安。“我以为,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,也就是革命的人了,不能有一点自私自利思想。因此,一路上把我随身带的钱和衣物都分给了大家。”

  进人革命的队伍,一声“同志”的称呼就让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感慨万千。对大家族的叛逆,对革命队伍的向往,这是奔向延安的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。

  据统计,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,出身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亦有极少数的女工、农妇和家庭妇女。20岁左右的年龄,初高中文化程度,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,敢想敢干的叛逆性格,是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的主流属性。

  走进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青年,首先改变的是身体,过集体军事化生活,是革命女青年体验革命的新奇与崇高的开始。

  1938年10月24日,17岁的于蓝随队伍从晋察冀根据地过黄河到延安,她们“有说不出的欢快和新鲜感”。女生宿舍的炕头和地上都睡满了当天来延安的新人们,她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将就着熬过一夜。第二天早饭后,填过表格。她们就被编入抗大8大队第5队。一年后,她们又转入中国女子大学。

  编入革命的队伍,穿上统一的制服,这些叛逆的女青年就开始了真正的革命者生涯。延安给予这些革命女青年的天空和舞台,都格外富于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情调,不过这种最初的美好经验持续时间并不长,她们很快就被整合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分子,接受集体军事化生活的磨炼。

  抗战初期,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所属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(“西青救”),在国统区的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“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”和“战时青年训练班”(“安吴青训班”),是西安事变后接受、训练并甄别革命青年的一个早期场所。学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安排全部军事化,每天早晨的跑步操练、临时安排的夜行军和野外拉练,以及修路、运粮、背柴、开挖窑洞等体力劳动,使得这些从前弱不禁风的女青年饭量大增,体格逐渐健壮起来。据亲历者回忆:

  有些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学,在刚来的时候,捧起碗筷看着那单调的青菜豆腐汤,不免难以下咽,夜里还要遭受“游击队”似的跳蚤袭击,确有坐卧不安之感。可是一段时间之后,她们也居然吃得下三碗大米饭,跳蚤也失去了剥夺她们美梦的作用。

  这种军事化、战斗化的生活,强壮了投身革命者的体魄,培养了组织纪律性,磨炼了顽强的意志,也彻底改变了女青年们的身心面貌。据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后来回忆:

  军事训练把女学员由娇柔的小姐训练成英武的女战士。开始时,深夜紧急号吹响了,女生队乱成一团,这个穿错了鞋,那个摸不着袜子,还没出发,背包带又散了,笑料百出。但训练几次之后,几分钟内,女生队就报告“集合完毕”,得到军事教员的夸奖。夜间站岗刚开始听见风吹草动,腿就发软,但硬着头皮坚持。当我问她们怕不怕时,她们挺胸立正说:“报告校长,不怕!”

  除了军事训练外,女学员们还要和男学员一样参加艰苦的劳动,沉重的镢头把比她们手腕还要粗,胶质黄土格外难挖,但她们不退缩,不叫苦,劳动炼硬了她们的臂膀和意志。

  延安的物质供给是贫乏的,但军事训练和体力劳动给予了她们肉体的饥饿与精神的富足。早在1936年10月就率先来到陕北的女作家丁玲,在革命队伍里摸爬滚打了一年多时间后,在接受美国女记者尼姆·威尔斯采访时说:“我喜欢此地简单的生活,我正在长健康长肥起来,而我来此之前是神经衰弱,睡不着觉的。”从“宰相府走出的大小组”孙铮来到延安鲁艺,参加大生产运动,“一个星期吃一次馒头,她一顿能吃五、六个。平常吃小米,她也是一大碗一大碗地吞。”

  这种艰苦昂扬的军事化集体生活,赋予了革命女青年们飒爽的英姿,又塑造了她们直爽、泼辣,无私、无畏,没有羞涩感,一切相信组织,一切依靠组织的情感模式和思维模式。

  1944年夏天,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采访的记者们发现,经历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后的延安,“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,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,也没有手挽着手的恋人。一般女同志,很少娇柔做作,在服装上也和男人差别很少。”这些来自外界的记者们注意到,“失却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的烦恼,使这些所谓新女性恢复了大部分的自由,她可以工作,不必再倚靠男人生活,她可以不必再死忍气听受丈夫的无理谴责了!”“延安新女性给人的印象,是她们能够那样泰然生活的精神,确是配合着男性做了同样的工作。”

  1939年3月8日,延安各界在北口外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,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会议并讲话。在题为《妇女们团结起来》的讲话中指出:“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,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。”会上,他倡议创办中国女子大学,并得到中共中央的一致赞同。“我们要培养几百几千的女英雄、几百几千的妇女运动的职业家和博士。”

  7月20日,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开学典礼。王明担任校长,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并讲话。说:创办中国女子大学,是革命的需要,目前抗战的需要,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。女大叫我题字,我就写了下面几个字:“全国妇女起来之日,就是抗战胜利之时。”

  据当时的中国女子大学学员晚年回忆:“从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,自此一天所有的生活和学习都是军事化的。1940年,在的封锁下,延安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,我们每天洗脚洗脸都在延河,冬天敲开冰窟窿洗,夏天跳进河里冲。没有肥皂就用石块在河边捶打衣服,要么用草木灰过滤的碱水来洗。吃的是小米饭,一天两顿,没有菜,有时真饿得难以忍受。

  “物质生活虽苦,但在精神上,我们却是最富有、最快乐的一群。最能说明我们心境的,要算是回荡在延河边的嘹亮歌声了。除了睡觉、上课、吃饭,学员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。早晨唱,傍晚唱,饭前饭后唱,课前课后唱,行军时唱,开大会时更唱,歌声此起彼伏,直唱得地动山摇。”

  这段幸福时光的最高潮,是1940年的“三八”妇女节,中国女子大学在延河滩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。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和松柏彩门,四周布满彩旗和标语,女大学员身穿一色列宁服、腰扎皮带、排列整齐的队伍,把延河沙滩打扮得格外壮观。当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健步登上主席台时,500多名学员表演了精彩的集体舞、化妆秧歌舞和雄壮有力的《女大大合唱》。下午进行的排球对抗赛,抗大男子居然败在女大手下。

  这次演出轰动了延安,并传为永远的佳话。女大学员仿照苏联服装式样,自己组织裁剪缝制出的列宁装校服:大翻领,双排扣,腰身收束,再穿上绣缀着两只红绒线球球的布草鞋,实在是标致、时髦极了。这样的装束,成了后来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女英雄飒爽英姿形象的标准范本。

  和着震天动地的锣鼓节拍,不断有节奏地扭动着身躯,浑身发热,彼此召唤,相互感染,一种意气风发、斗志昂扬的革命集体情绪就在队伍里被迅速激发起来。这是延安后期中国革命的歌舞,是以延安“鲁艺”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,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,对民间传统秧歌舞的开采开发,而创造出的中国现代革命红色文化。

  最早是在1940年春耕期间,反汪、冬学各种运动,以及收复温塘和欢迎一、五团子弟兵胜利归来,百团大战的庆祝中和反妥协投降及双十纲领的政治斗争的浪潮里,才开始了延安秧歌的革命扭动。

  到1942年,鲁艺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经历着脱胎换骨的生死抉择和人生改造,他们彻底否定并摒弃了几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和艺术精神,选择秧歌这种本土的艺术形式,带着探索冒险的精神,进行革命艺术尝试,于是才有了延安秧歌的辉煌。

  1942年7月,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过,鲁艺组织学风学习大讨论的同时,为纪念抗战五周年,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,周扬就抽调部分政治上比较可靠的师生开赴茶坊镇兵工厂开展“七月宣传”活动,为工人和附近农民巡回演出。

  这次演出的节目全是西洋音乐和外国话剧,由于生活习惯、语言、动作和艺术形式都和陕北农村民众生活毫无关联,所以一点儿也没有得到群众的欢迎。“去时热热闹闹,归时冷冷清清。”这使得准备走群众道路的鲁艺师生们反省,更让周扬沉思,群众为什么不欢迎我们的演出呢?我们的演出怎么才能获得工农兵群众的喜爱和称赞呢?

  这时延安文艺界都纷纷筹备开展通俗文艺活动。9月10日,延安文化俱乐部在文化沟(即大砭沟)口竖起“街头画报”、“街头诗”、“街头小说”三座巨型墙报。《解放日报》为此发表通讯,称其为“面向群众,面向工农兵”的“延安文艺工作的新步调”。

  鉴于“七月宣传”的教训,周扬要求这次的演出“不但要让老百姓懂得所宣传的内容,而且还要让他们爱看”。于是,担当演出任务的戏剧系主任张庚让全院师生想办法,找出一批课堂正规教学之外的小能人。“他们对民间的东西比较熟悉,有的人民歌唱得好,大家在一起七拼八凑,就凑出一整套节目来,有花鼓,有小车,有旱船,有挑花篮,还有大秧歌。”

  转眼间,1943年元旦到了,鲁艺将这支新的宣传队伍拉出去演一次,让老乡们瞧瞧。在2月4日下午延安南门外广场上的庆祝大会上,鲁艺宣传队着实风光了一把,老乡们说:上回你们“装疯卖傻、呼爹喊妈(指西洋唱法),不知唱的啥,这回才‘一满解得下’,都能看得懂了。”回来后,周扬赶紧召集宣传队成员,总结成功经验,找出存在的问题。

  2月9日,农历正月初五,鲁艺宣传队调整增加了一些节目,突击赶排了秧歌剧《兄妹开荒》,开始连续在杨家岭、文化沟、枣园等地扭秧歌拜年表演。在枣园表演时,看过后满意地说:“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!”

  有了这个肯定,各单位都闻风而动。到农历正月十五,全延安就有27支秧歌队在上下翻滚,翩跹起舞了。

  秧歌运动的开始,是利用这老百姓所熟悉和爱好的形式,来宣传生产,表扬劳动英模。最初获得成功的秧歌小剧《拥军花鼓》,就是词作者安波将拥军的政治内容,配上民歌“打黄羊”的曲调,采用“凤阳花鼓”的表演形式,再加上王大化采用陕北秧歌的演员舞台扮相,和李波首用民歌真声唱法,拼凑而成。而中国民间花鼓、秧歌艺术的程式化特征,又为旧曲牌翻唱新歌词,基本舞蹈规则变化新鲜玩意儿,敞开着大门。

  位于延安县西川口,地处偏僻的难民纺织工厂,平时文娱活动较少,有些到延安看过《兄妹开荒》、《赵富贵自新》的人,就提议照着这些故事、歌词、曲谱、表演方法,自己来演。比如为了提高生产情绪,克服织单经单纬布的困难,该厂朱小乙执笔编写了与本厂生产任务密切相联的剧本《单经单纬》,用快板形式揭露生产过程中某些不良现象的《土经土纬》,号召全体工人向劳动英雄看齐的《学习袁广发》等。

  这几个秧歌剧的内容,因与工人生活有密切联系,所以工人喜欢看,看完后大家总是议论纷纷,而且鼓舞了他们的劳动热情。

  还有一个秧歌剧《娃娃病了怎么办?》,是1944年9月在砖窑湾驴马大会上演出的。当时乡间的小孩常患气管炎或百日咳,因相信巫神或乱用土方子治疗,先后致死的有几十个。该厂工会发起,连夜编成剧本,赶排一天,第三天在大会上演出。许多婆姨都哭了,痛斥迷信误人。延安市市长说:“这个戏还应该再演,要让每个老百姓都看到。”

  旧瓶新酒的革命秧歌在陕北农村所引起的轰动效应,很快被总结出创作经验。比较新旧秧歌唱词,如果说传统祭祀秧歌是敬神娱神,是人对神的礼赞与祈愿,是“下情上达”;那么,革命秧歌则是革命宣传,是政治政策宣传,是“上情下达”。经过整风运动洗礼后的延安知识分子们,通过秧歌替老百姓立言立论,那就是:谁能带领我们解决基本生存温饱问题,我们就将他请到原来只有神灵才能享有的位置上去,接受礼赞与歌颂。

  扭革命秧歌的是革命群众,他们的扮相必须体现出“人民当家作主”的政治要求,所以是积极的、革命的、快乐的、热情的、健壮的。“大秧歌应当是人民的集体舞,人民的大合唱。它必须热闹,如老百姓所喜欢的那样。它要表现集体的力量,它要在各式各样的形象和色彩当中显示出它的美妙的和谐。”这样,主题变了,人物扮相也变了。新的秧歌取消了丑角的脸谱,除去了调情的舞姿,全场化为一群工农兵,打伞改为镰刀斧头,创造了五角星的舞形……”

  作为黄土地上的红色革命流行文化,被革命意识形态成功开发了的革命秧歌,还具有广泛参与性、互动性的红色行为艺术特征。舞到汹涌澎湃的革命秧歌队伍里,什么个人恩怨,什么忧愁烦恼,都被忘却在了气脉畅通、情绪高涨的红色艺术潮流里。

  1943年3月25日,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社论《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》,充分肯定了以新秧歌运动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发展方向。

  1943年冬天,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艺和其他几个专业文艺团体,分别派到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分区去劳军,兼为当地老乡演出,借此把秧歌运动普及到各个分区去。随着《兄妹开荒》、《白毛女》等新式秧歌唱遍各边区、解放区和全国各地,革命秧歌越来越成为革命红色文化的时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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